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汉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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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88章 万恶之源(2/ 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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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弘笑道:“他们在辩,昔日秦始皇帝,究竟有没有焚书坑儒。”

……

“子幼,秦燔五经,坑杀儒士,五经之家所共闻也,我虽然学术不经,可好歹是《左传》传人,我岳翁时常说起,若无秦焚书,典籍就不必如此流散失闻,尚书等也不必到有汉之后,才由伏生口述,晁错大夫记录而成了。”

张敞性格一向随和,是被强势的杨恽逼到角落,才说出的这番话。

刘病已很赞同,插话道:“教我学诗的夫子是东海郡醇儒澓中翁,他也告诉我,秦焚《诗》、《书》,诛僇文学,百姓怨其法,天下畔之。”

焚书坑儒,这是如今上到五经博士,下到底层县乡儒生都在说的事,众口一辞,刘病已也受到了影响,但杨恽却偏不信。

“焚书有之,秦既得意,烧天下诗书,诸侯史记尤甚。故贾生曾言,秦王怀贪鄙之心,行自奋之智,,不信功臣,不亲士民,废王道而立私爱,焚文书而酷刑法,先诈力而后仁义,以暴虐为天下始。”

杨恽坚持外祖父的说法:“但坑儒绝无,若是有,陆贾、贾谊为何无一言提及,还有我外祖父的《太史公书》中为何没有记载?”

接下来,他开始引经据典,将发生在秦始皇三十五年,以侯生、卢生、韩众等为首的方士们,为秦始皇寻找仙人仙药不果,为逃避处罚,纷纷逃亡,引来秦始皇的怒气和追究,最终导致坑杀方术士数百人的因果徐徐道来。

“坑的是术士,是欺骗了秦始皇的方士们,即便有几个文学儒生,那也是误杀,少数而已。”

“那为何世人说得有鼻子有眼?”张敞也是被逼急了,反问道:“长安坊中有传闻,说秦始皇在骊山温谷挖坑种瓜,以冬季瓜熟的奇异景象为由,诱骗博士诸生集于骊山观看,共有贤儒七百被骗到这里,先被预先设置的机关伏弩射伤,七百多名儒生全部活埋。”

吃瓜群众任弘都听呆了,这么富有想象力的大胆故事,也亏他们编得出来。

杨恽闻言,顿时哈哈大笑:“这故事编得一点不高明。稍微有点头脑的人一眼便可以看出,秦律甚严,方士即便犯罪,也是交由御史廷尉审判后定罪被坑杀,俗儒为将其改成秦始皇预设圈套欺骗儒生,实在是诡巧,始皇帝刚暴自是,其有违己非今者,直自坑之,何必设诡?”

这点任弘是赞同的,汉朝对秦朝的反思是十分持久的,前期是总结历史教训:一个老大帝国为何会在短短十几年间土崩瓦解,究竟犯了何等错误,大汉如何才能规避重蹈秦之覆辙,代表就是贾谊的《过秦论》。

于是在这种思想引导下,秦废封建而汉复封建,分封诸侯王。

秦用法家而汉初以黄老治国,无为而无不为。

虽有矫枉过正之嫌,但至少这种思维让大汉顺利度过了危险期,经过休养生息,郡国恢复了繁荣。

不过从武帝朝开始,儒生们开始偏离了过秦之思,走上一条以黑秦为政治正确的路,比如董仲舒就曾言:“秦用商鞅之法,改帝王之制,除井田,民得买卖,富者田连阡陌,贫者亡立锥之地。”

他将汉武时的社会问题也戴到不容许土地兼并的秦头上了,儒生否定秦的一切,将其视为万恶之源,因为秦政是周政的反面,而这种情形下,在覆灭秦朝时未能起到关键作用的儒生,开始为自己打造另一种形象:秦政的殉道者。

他们夸大了秦焚诗书的程度,编造的目的在于将儒家的经典抬举为圣经。又在坑方术的基础上编撰出坑儒的故事,目的在于将儒生们塑造为殉教的圣徒。

就像后世某位学者说得,汉代关于秦的一切叙述史料,运用的时候,要谨慎,因为主观性太强,真假难以分辨。

如此重复了上百年,当谎言成了真理,连贤良文学的敌人桑弘羊都以为焚书坑儒是真的,在盐铁之议里说出了这样的话:“故秦王燔去其术而不行,坑之渭中而不用。”

儒生自己自己当然也信了这些宣传,从而逢秦必反,一听见秦字就格外敏感。

这也是当贤良文学听任弘胡扯,说秦朝的残部在海西建立大秦国,穷兵黩武欲返回中原时,会表现得那么恐惧。

用心编造的谎话,已经成了所有儒生认定的信条,除仲尼之篇籍,自勒功业的秦与贤良文学,乃是天敌。

于是反过来却被任弘利用了。

张敞倒是忧心忡忡,劝诫杨恽道:“子幼所言有理,但你这说辞,能折服吾等,却折服不了天下人,折服儒士。但凡为秦说好话的,都会被群起而攻之,你此言在西安侯家说说还行,万万别勿要出去乱言!”

黑秦是汉朝的政治正确,只有秦成为邪恶的根源,才能显示出大汉太祖高皇帝斩白蛇举义,三年覆秦的伟大。任何想为其翻案,为李斯、秦始皇说好的话人,比如桑弘羊,都会被现实狠狠教育。

任弘不是秦朝余孽,又存了打入儒经内部进行改造的心思,自然不会傻到逆潮流而行。

不过待杨恽、张敞辞别后,任弘却笑着问若有所思的刘病已:

“皇曾孙听完后觉得,秦政如何?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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